根据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天然气消费同比增长8.6%，重回2016年的个位数（6.6%），而这个数字2017年是14.8%，2018年是17.5%，可称得上“腰斩”。从2017年冬天的气荒到今，正是天然气的上游开采、引进和基础设施大力建设的两年，如调峰站、地下储气库、接收站、页岩气开采、中俄管线运行等，以及下游市场大力开拓的两年，如村村通、工业煤改气、分布式能源等。也正是天然气产业努力改革的两年，如国家管网公司的成立和各省网的相继成立及重组等，如陕西、广东、浙江、广西等省网。天然气行业刚刚在一条康庄大道上启程，消费市场的这个数据却使它的前景蒙上阴影。
这一切的原因在何处？是天然气消费市场基本饱和？依据减煤控油增气的能源政策，目前天然气能替代的是散煤和交通工具用柴油。可简单推算散煤、油的替代量。根据《中国散煤治理报告（2017）》（清华大学） 民用散煤、工业小窑炉、小型锅炉三者合计每年散煤用量在7.5亿吨左右。估计目前仍有75%未替代，折合天然气4500亿方；根据《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推算， 其中散煤约2亿吨，估计仍有80%未替代，折合天然气1280亿方。这是其一，是散煤的替代。其二是油的替代，在煤改气的环境效益初见成效后移动源污染源成为城市的主要污染源，如北京环境保护检测中心2018年5月的报告分析，移动源对PM2.5的贡献是45%。 另，航运发达的沿海城市深圳和香港环保部门2015年各有一份大气环境监测数据，均认为船舶排放对空气中的SO2贡献率为59%。近几年各大中城市纷纷禁止柴油车入城， LNG重卡去年销售量10多万辆，全国目前约有70余万辆LNG重卡。交通部门也在整治内河航运污染，推广LNG货运船舶，内河已有300艘LNG货运船舶注册。如果交通污染治理政策能持续加强，笔者估计5年之内车船用气年可达350亿方。中国天然气约有6130亿方左右的发展空间，即使按50%计算，约有3065亿方左右。这还不包括天然气发电的增量，天然气发电也是天然气的主要用途之一，在南方无煤省份可适当建设天然气调峰电厂。
一边是如火如荼的建设以及随之而来的供大于求的局面，一边却是萎靡不振日渐式微的消费市场。春江水暖鸭先知，秋江水凉人未知，此时发声，不希望有关专家得出不合适结论。如2015年的“经济新常态，天然气多了，要从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等。近日发改委发出调价通知，上游和各省积极响应，但对市场刺激不大，唯一可行的方案是从政策层面讨论。同时也希望行业人士勿悲观看问题，天然气前景仍光明，只是需要大家携手努力，拨云见日。
国家管网与“管住中间”关系探讨
约在5、6年之前，中央关于电力与油气改革提出了“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目标。近几年也有零星区块由非油气企业中标开采，但上游仍是3~4家国有油企一统天下。油气田从勘探开采到规模化生产是一个高投入、长周期的投资领域，放开上游必定有一个过程。而下游城网30年前地方政府已授予特许经营权，一些工业园区、乡镇给了一些新入行的企业，城市主城区的经营主体岿然不动，放开下游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目前的放开两头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空放。“管住中间”从国家管网公司初步公开的运行机制来看也十分渺茫，国家管网公司的定位是只管运输，不赚差价，不管销售。有人贴切的形容为“搬运工”，“搬运工”唯一能管的是搬运费（当然公平开放，互联互通的作用不可磨灭），类似于重庆火车站的棒棒军。这种运行机制可能给自身带来不少麻烦，例如供大于需时该给谁搬不该给谁搬。自然而然又出来一个“管容”分配和“管容”交易问题。天然气交易由用户去拍，管容交易由供方所拍，两拍结果如不一致又该如何运作？管容交易当然是出价高者优先摘牌，这些费用最终无疑要转嫁给用户，与国家管网公司成立的初衷—平抑管输费的目标相背，放开两头可能抵消了国网带来的红利。还有多长时间拍卖一次？频繁的气价交易和管容交易将给上游、下游、用户带来无尽的烦恼，上游、下游、用户连续生产、稳定供应才有效益。如此这般折腾谁还敢用气，就是握有主动权的上游在淡季安排生产时也要三思而行。 谁还愿意在国网开口，开口有用吗？还有每年让官员和百姓高度紧张的冬季保供，谁来分配指标谁来有效调度，是依靠交易拍卖吗？
全国人民翘首以盼的国家管网公司尚未正式运作，却使人感觉到险象环生，出师不利。 随之不能不进一步发问：暂不论两头是否放开，仅靠一个能管住运费的“搬运工”就说“管住了中间”？这是不是有些滑稽？国家管网公司挂牌之际，某些高层智囊团专家宣称这是根本性的改革，请问到底从根本上改变了什么？如此改革，还不如当初管好油企，协调好油企之间的关系更好一些。
笔者认为根据“管住中间”的政策原则，国家管网应像粮食紧张时期的中央粮库，统一气价、统一运费、合理分配、有序调度。
市场化是行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
天然气发展短短的两年时间从爆发式增长到平静如水，个中原因值得回味。2017年的气荒事件使环保部门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压力，导致环保政策一路弱化，从煤改气转为煤改电，再到直接“宜煤”。没有了环保政策的保驾护航，增量气、非居用气的价格偏高，冬季供应又无法保证，天然气消费市场自然衰落到这般境地。非居用气约占整个消费量的76%，非居用气发展放缓，行业问题凸显。
价格市场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硬性条件，包括主体多元化和供量大于需求。二是软性条件，即“公平、自愿”的交易原则。目前不具硬性条件，更谈不上公平自愿的原则。在市场化条件尚不具备的现实下，强行推广天然气交易，只能推高价格。而价格是一把双刃剑，从而制约整个行业的发展。
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完全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取得的巨大经济成果皆源于制度的优势。近几年来美国恶意宣扬中国威胁论，处处打压我国。美国并非不清楚我国当今的科技、经济、军事实力仍与其有较大的差距，而是中国制度保障的发展势头使他们恐惧。制度优势这块尚方宝剑被别人攻击不足为奇，称奇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经济学家不断地钝化，甚至想丢掉。成龙先生有一句名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沿之而用，“中国的事情是需要人管的，中国的国计民生事情更需要人管的”。这些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需要政府管理、监管。例如美国为天然气事业制定的法规最多，对天然气井口气的价格管制长达44余年。更重要的是此期间加大上游开采，建设洲际管道，培育下游市场，完善交易法则等，做足了功课才全面放开。有人宣扬政府管制价格就是倒退，市场经济就应由市场决定资源，但他们忘了天然气因经济性的原因，消费市场的繁荣实际上是环保政策的功劳，并不建立在公平自愿的交易基础上。某些主管官员也认为资源稀缺难以管理，通过市场交易免除政府责任。这是一种懒政行为，图省事不见得能省事。近期有人将天然气消费市场的衰落归结于疫情和经济低迷，其实2019年的增速与疫情没有任何关系。要说疫情影响只能算在2020年的账上。天然气增速和经济增速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在我国因为环保问题关联不是太大。2017、2018两年我国的经济增速一直在7%以下徘徊，天然气增速却是经济增速的两倍以上。天然气增速回落是环保政策减弱，气价偏高，不保证供应的原因。
“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改革政策主要是指市场准入，并非放开价格和资源分配。退一步进百步，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并非政府要长期主导。今天从不成熟的市场化后退一步是为了明天更好的全面退出，“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改革目标正确，更重要的是作业程序要正确。
政府管制与行业融合发展
能源行业混乱的原因在于体制不顺。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是国资委管油企，发改委管能源，一个要保值增值，一个要保供和谐，不对称的管理是问题的根源。笔者曾不止一次在官媒上呼吁成立“大而统”的能源部，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管理部门，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我国的清洁能源事业注定步履艰难。
政府管理首要任务是管制价格，价格管制不光是抑制价格，在供大于需时也要防止恶性竞争，使企业保持一定合理的利润，避免整个行业大滑坡。天然气行业的价格管理必须设置联动机制，在行业不景气的时候上、中、下游和消费者应共克难关。
天然气是我国现实情况下的主体清洁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经济低迷时期尤显作用重要。天然气的总体发展战略格局要大，格调要高，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看问题，不仅要看到它的绿色作用，还要看到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造血作用。站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角度，要从长远利益看待问题，不是靠价格获取利益，而是靠规模获得效益。如前说述，天然气发展空间约有3065亿方，平均每年增长500亿方，整个行业将是一派兴旺景象。疫情给我们上了一课“活着真好”，将这句话套用企业生存同样适用，利润丰厚的时代已不复返，微利、平稳发展是以后的经营之道。
天然气产业链上的上、中、下游，还有一个融合发展的问题，产业链上大家都是命运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包容、融合发展是硬道理。当然经济活动中难免有些分配不公之事随时发生，政府应该当好裁判，监管监督机制必须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