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疫情爆发之初，人们还一度忧心疫情封锁下的经济衰退可能导致全球燃料泛滥，美国最大储油中心库欣更是因库存几近爆表，导致美国WTI原油在当年4月出现了惊世骇俗的负油价场景。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在时隔短短一年半之后，全球能源市场眼下的处境却已与当时呈现天壤之别——世界正陷入一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新型能源危机之中！
全球能源市场在本世纪以来，或许还从未经历过如此乱象：无论是布伦特原油还是美国WTI原油，近期均已升破了80美元/桶大关，创下多年高位；美国民众已连续多月面临着高于3美元/加仓的汽油价格；欧洲天然气价格的飙升引发电力价格翻倍式飞涨，英国加油站前则排起了长龙，多个行业因断电也歇业。
在亚洲，“世界工厂”中国的“限电潮”席卷了多个省份；黎巴嫩举国停电，短期内丝毫看不到恢复的希望；印度部分发电厂的煤炭库存则已全部耗尽……
注：过去20年国际油价走势
本轮全球能源危机的特殊性
在能源领域，人们过往在追根溯源时通常会将其细分成两大类：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一次能源也称天然能源，是指从自然界取得未经改变或转变而直接利用的能源，例如原油、天然气、水能、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二次能源则是指由一次能源经过加工转换以后得到的能源，例如电能、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和氢能等。
历史上，因价格飞涨而引发的一次能源危机案例往往更为常见，持续时间也通常更久，例如上世纪70-90年代爆发过的3次石油危机，就均属于一次能源危机的范畴。此类危机爆发的波及范围往往更为具有全球性，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都可能因此受到明显影响。
而相比之下，二次能源危机则通常更具有地域性和意外性，多是由极端天气或自然灾害等引发，例如2012年日本电力危机、2019年美国加州电力危机、2021年美国德州电力危机等，同时持续的时间也相对较短。
然而，在当前这一回的全球能源涨价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次市场可谓兼具了一次能源危机和二次能源危机的特征：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电力)的价格双双同步飞涨，各行各业和金融市场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也明显较深。这或许也是当前与以往能源危机的最大不同之处——历史上一次能源危机爆发时，通常并未显著影响到电力等二次能源；而地域性的二次能源危机爆发期间，一次能源的价格也整体表现相对稳定。
事实上，究其差异的根源，本轮能源危机突然爆发的源头其实有以下几点：
首先也是最本质的原因，在于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变。近年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制定了更为激进的减排目标。美国政府在今年承诺，将在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50-52%，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欧盟和英国的目标更是想要在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分别减少55%和78%。
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变直接导致煤炭比重大幅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则迅速提高，其中欧洲地区调整较快，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已逐渐高于传统能源。在绿色新政的影响下，能源的巨头们也纷纷削减了增加油气产能的投入。事实上，即便是面临着目前高油价的诱惑，美国页岩油生产也远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而一系列季节性和偶然性因素的集中爆发，也成为了引爆本轮能源危机的导火索。在欧洲方面，年初以来由于长时间出现超高压天气，海上风速大幅下降，风力发电量随之骤降。全球多地的严重干旱也导致了水力发电功率的不足。
天然气作为上述绿色电力来源的主要替代品，相关需求出现了大幅升温，加之供给弹性严重受限，能源市场上随即上演了欧洲和亚洲买家竞相抢购液化天然气的场景，天然气价格的飙升此后又传导到了污染程度更高的煤炭身上，最终推动天然气、动力煤及油价全线大涨，各地电力价格也应声走高。
由于上述这些因素的影响在短期内很可能延续，全球能源领域也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目前，天然气市场的政治博弈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一些欧美政客抨击俄罗斯故意减少供给，以胁迫欧美放行“北溪2号”输气管道项目，最终将能源“武器化”以换取更多政治利益，俄罗斯方面则坚决否认。而最终，无论俄罗斯方面是有意敲打欧洲，还是自身也面临实质性的局部供不应求，各国间的相互猜忌显然已在能源市场上悄然滋生。
回顾历史上的三次石油危机
尽管当前的全球能源危机，有着上述提到的种种特殊性，人们很难从历史上找到完全相似的案例。不过，作为历史上最经典的几大能源涨价引发的经济危机案例，我们或许依然有必要回顾一下上世纪70-90年代所发生的三次全球性石油危机。
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在1973年10月-1974年3月期间，危机持续时间将近半年。这个时间点正好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时间，埃及和希腊正努力攻占以色列的西奈半岛和格兰高地。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所以阿拉伯国家石油输出组织决定采取石油禁运措施。最初针对的国家是加拿大、日本、荷兰、英国和美国，禁运后来又扩大到了葡萄牙和南非等国。
当时，包括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欧和日本用的石油大部分来自中东，美国的石油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东。石油提价和禁运立即使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一片混乱。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上涨了4倍，从禁运前的3美元/桶一路上涨至禁运后的12美元/桶。此次危机也最终导致美国开始重视石油问题，甚至发明出了一个新的词汇——“石油武器”。
第二次石油危机又称作1979年石油危机，持续时间大致为1978年10月-1981年3月，是三次石油危机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1978年伊朗发生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社会和经济出现剧烈动荡。从1978年底至1979年3月初，伊朗停止输出石油60天，使石油市场每天短缺石油500万桶，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1/10，致使油价动荡和供应紧张。
世界石油市场的原油供应的突然减少，引起了抢购原油的风潮，油价急剧上升。而这一潮头刚要过去，1980年9月20日伊拉克空军又轰炸伊朗，两伊战争爆发。两国石油生产完全停止，世界石油产量完全受到影响，产量剧减，全球市场上每天都有560万桶的缺口，打破了当时全球原油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脆弱。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国际油价于1979年开始暴涨，从每桶13美元猛增至1980年底的41美元。
与前两次石油危机相似的是，第三次石油危机(1990年8月-1991年3月)爆发的源头也依然是战争。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紧接着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军队开启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在此期间，伊拉克和科威特这两个石油生产大国均处于瘫痪状态，国际原油供应再次出现大幅下跌。
在这次石油危机中，仅花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油价便从每桶14美元上涨到了40美元。不过，由于国际能源机构此后启动了应急计划，每天将250万桶的储备原油投放市场，使原油价格在一天之内就暴跌了逾10美元。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国家也迅速增加产量，很快稳定了世界石油价格。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高油价持续时间不长，与前两次危机相比，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要小得多。
历史教训的惨痛一幕：滞胀会出现吗？
回顾上世纪三次全球石油危机的经历，基本上均是由地缘政治导致供给端产量大幅下滑引起，通过主动或被动减少原油出口供给的方式，最终导致全球石油供不应求价格飙升，并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继而从工业生产传导至全球经济的各个领域。
尽管当前的能源危机在成因上，与上世纪的三次石油危机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近来华尔街机构在提及能源危机时，越来越多地开始在研报中提到一个词：滞胀。而这一现象恰恰便曾在上述提到的前两次全球石油危机过程中发生过。
(彭博统计新闻中提及滞胀的次数)
滞胀通俗的说就是指物价上升的同时经济表现却停滞不前，乃至出现衰退。这个概念值得注意的原因，部分基于在战后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上，人们认为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不能并存，亦因为人们广泛认为滞胀与财政赤字一样，一旦开始就难于根治。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时，美国通胀也跟随能源价格大幅飙升，1974年美国CPI上涨了11.4%。而与此同时，工业生产与投资则遭遇重创，1973年11月-1974年9月间，美国固定资本投资共缩减了23%，企业的设备投资下降了48%，工业生产下降了15%，失业率则高达9.1%。
而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期间，情况则更为严峻。1980年美国CPI同比涨幅达到了13.54%的历史性惊人高位，同时经济增速大幅放缓，GDP增长率从1978年的5.6%下降到了1981年的-0.2%。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则呈现了下降-回升-下降的W型曲线。
看过了这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经济和通胀数据所呈现的反差，人们或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华尔街人士对当前能源危机下的滞胀前景尤为感到焦虑了。
尽管在当时，科技发展正处低潮、出口贸易份额下降、实体经济缺乏增长点也是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的关键原因，但不可否认能源价格飙升依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工业部门在19世纪70年代对石油的使用量达到高峰，石油价格上涨直接影响了使用石油为燃料和原材料的生产部门。其次，石油价格的上涨直接推动了本来就高企的通货膨胀率。
目前，虽然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全球主要经济体必然会滑落向滞胀的深渊，但相关趋势已经值得投资者高度警惕。疫情之后的美国，已经初步具备了通胀、资产价格以及工资螺旋上升的条件，美国工资的上涨速度目前已达到过去15年以来的新高，房价上涨速度更是逼近08年金融危机前的最高点。
纽约联储周二发布的月度调查显示，在物价压力上升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9月再次上调了短期和中期通胀预期，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率的预期从8月份的5.2%升至5.3%，为连续第11个月上升；对未来三年的通胀率预期中值从4%升至4.2%。两者均创出该调查八年历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而在全球其他地区，相关趋势也已开始逐渐流露——德国联邦统计局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德国批发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3.2%，为47年新高，创下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在本轮能源危机发酵前，全球经济增速就已愈发呈现出增长乏力的迹象，经济指标显示出了这一风险：花旗全球通胀意外指数已经飙升至自1999年记录以来最高水平，同时花旗全球经济意外指数已转至负值，这意味着即便当前全球经济没有陷入衰退，但增速也在放缓。
能源危机下：全球央行会如何抉择？
面对能源危机下潜藏的滞胀风险，人们或许会很困惑，全球主要央行究竟会如何抉择？因为如果进一步采取措施抑制通胀，势必将会挫伤经济，导致失业率升高；但如果为了经济发展不抑制通胀，人们的经济成本将大幅升高，甚至入不敷出。无论作出怎样的抉择，央行都将难以顾及到另一边。
对此，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Jan Hatzius认为，明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将意味着美联储将不急于上调利率，他作出这一预期的理由是认为将是周期性放缓将加剧，通胀率也将下降。然而，如果通胀并不像他和美联储官员预期的那样下降呢？
这一风险势必已经不容忽视。而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联储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的应对，或许将预示着如果滞胀风险真的降临——美联储更可能采取的将是加息以遏制通胀，而非降息以提振经济。
在1973年1月-1974年5月期间，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从5.5%上调至了13.0%，尽管整个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高峰期，美联储基本将利率维持在了高位按兵不动，但在此前后联储已经处于了持续加息的紧缩周期之中。事实上，美联储当时的按兵不动在事后曾遭遇了业内人士的普遍抨击，并认为美联储在当时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而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时，当年刚刚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则吸取教训，确立了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的货币政策目标，为走出“滞胀”明确了方向。沃尔克明白，只有通过树立美联储决心抑制通胀的强硬立场，将政策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改变市场对于美联储可能因为经济增长或政治压力而出现政策反复的印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才会有效。在1979-1981年期间，联邦基金利率先后两次大幅上提至接近20%的历史高位，沃尔克不惜以快速加息、冲击实体经济为代价，压制住了严重的通胀局面。
目前，美国CPI数据暂时仍维持在5时代，距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位数的高位依然相去甚远。但是考虑到美联储当前已经确立了年底前启动缩减QE进程的方针，同时半数的美联储高位也已预期明年将开启加息周期，大方向上的政策紧缩趋势料将不会改变，甚至于如果通胀在未来数月进一步加速上行，不排除美联储进一步提前加息的可能。
在本周伊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也已经出现在了金融市场上——货币市场竟然出现了对欧洲央行明年加息的强烈预期，要知道，欧洲央行近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是除日本央行外最鸽派的央行。周一，可覆盖到欧洲央行2022年12月政策会议的欧元无担保之加权平均隔夜利率(EONIA)货币市场期货显示，届时加息10个基点的可能性为100%，而上周五时预估的可能性约为60%。货币市场消化的欧洲央行在2022年9月就加息的可能性则超过70%，而上周末约为50%。
身为欧洲央行近邻的英国央行加息前景更是似乎已迫在眉睫。市场目前预计英国央行在11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为32%，在明年2月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则高达逾8成。无论如何，英国央行在未来数月就采取加息行动的可能性已不容忽视。
如果这一切的最新利率预测真的靠谱，那么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此次能源危机最终可能大幅加快全球央行的紧缩步伐，即便部分经济体可能依然远没有完全走出疫情的阴霾。这无论是对于尚未做好充足准备的发达市场，还是相对脆弱的新兴经济体，显然都不是一件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