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周内，全球多国氢能项目接连夭折，暴露出其作为能源出口与交通解决方案的经济脆弱性与结构性困境。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氢能行业经历了一波罕见的项目撤回潮，数十个总值达数百亿美元的大型项目相继被取消或搁置，涉及多个国家、多个行业，标志着全球氢能市场正面临一场深层的经济现实检验。
最引人注目的，是澳大利亚的明星出口项目CQ-H2绿色氢能计划突然“退场”。该项目原本计划在格拉德斯通（Gladstone）投资125亿澳元（约合81.3亿美元），向日本与韩国出口绿氢。但由于成本飞涨、市场前景堪忧，主导方Stanwell公司退出合作，项目被迫终止。这意味着每年数十万吨的氢能产能随之蒸发，也给昆士兰州欲打造氢出口中心的雄心泼下冷水。
同样在澳大利亚，Fortescue也选择大幅“减码”氢能业务。今年5月，该公司裁撤了位于珀斯与格拉德斯通的约90个氢能相关岗位，将重心从大规模制造转向提高效率与成本控制的研发方向。前氢能系统CEO Mark Hutchinson提前退休，曾负责该部门的Cameron Smith也一并离任。现任CEODino Otranto接管氢能与电气化业务，同时Agustin “Gus” Pichot升任增长与能源业务负责人，标志着公司放弃2030年实现年产1500万吨氢的目标，转而采取更谨慎务实的战略。
德国的几项大型项目也接连“踩刹车”。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宣布放弃将其不来梅与艾森许滕施塔特工厂转型为基于氢的直接还原铁与电弧炉工艺。这两个项目原本分别投资13亿欧元（约合15.2亿美元），年需绿氢达数十万吨。该公司将退出归因于高昂的能源价格和缺乏足够激励机制。
更重要的是，氢冶金本身的经济结构劣势也日渐暴露。即便乐观估计氢气价格降至3至4美元/公斤，仍无法与其他冶金技术如熔融氧化物电解（MOE）、生物甲烷-碳捕集联用、或闪速炼铁+天然气等低碳路线匹敌。氢在电解、压缩与储运环节的能量损耗，使其在大规模钢铁脱碳路径上难以站稳脚跟。
德国能源巨头E.ON也宣布取消其位于埃森的20兆瓦绿氢项目，并退出原定建设的H₂ Ruhr区域管道计划，再次印证即便在政策倾斜之地，氢经济也难逃账本压力。
印度的情况亦不乐观。7月初，印度太阳能公司（SECI）取消了原定投资20亿卢比（约合2330万美元）的绿氢中心招标，并退还全部投标费用。这一突变凸显了印度政府对氢能商业可行性的信心迅速下降，此前还曾将氢定为减排战略支柱。
西班牙的Repsol与Hydric Power合作项目在Puertollano的绿氢计划也已被搁置，尽管其估值高达逾1亿欧元（约合1.17亿美元），但因技术与经济双重不可行性而终止。该项目一度被视作西班牙氢能战略的核心，如今却成了“幻影”。
在英国，Air Products也撤回其原计划在亨伯河口伊明汉（Immingham）建设的20亿英镑（约合27.2亿美元）氢进口码头。这一原被寄予厚望的关键设施，最终因政策不确定性与政府资金支持不足而胎死腹中。
美国方面也并不例外。BP无限期暂停其在印第安纳州Whiting炼厂的蓝氢与碳捕项目，该项目曾被视作美国中西部蓝氢示范工程；Cleveland-Cliffs也叫停其5亿美元的氢冶金项目；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原定在德州Baytown炼厂投资3.3亿美元发展清洁氢，也在联邦资金撤回后搁浅。
这些项目的集中“退场”不仅意味着上百万吨/年的氢能产能消失，更对下游产业链构成连锁冲击。缺乏经济可行的氢源，重型卡车、船运、工业热能、绿氢钢铁等场景将难以落地，运营风险与融资障碍陡增。
截至目前，2025年氢能项目“暴雷”已非孤例。据作者统计，其所追踪的162家氢相关企业中，已有33家（占比超20%）或破产、或彻底转型。研究机构BNEF数据显示，全球299份氢合约中，仅13%拥有确切承购方，反映出巨额投资与宏伟口号背后缺乏坚实市场基础。
这一波波项目夭折提醒政策制定者与产业战略制定者，是时候直面氢经济的根本性困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电气化与储能技术正在不断吸引资本、降低成本、稳步扩张。对氢的期望应回归理性，将其限定于真正不可替代的工业原料应用，而非将其神化为能源转型的万灵药。
毕竟，这只是四周之内的失败合集。氢能泡沫的穿刺，已然开始。
